孙建军教授的研究以词汇史见长，特别关注汉译西书中的近代汉字词，日本学界称之为“新汉语”。在本次演讲中，孙教授从词汇史的角度出发，通过以小见大的手法仔细梳理三个语词的来龙去脉，由此展示了近代东亚“话语转换”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侧面。

　　孙教授关注的第一个词是“美国”。“何以为美？美这个字为何成为现代美国国名翻译的主流？”。由此问题出发，在博搜现存汉译西书以及条约文本的基础上，梳理了“美国”一词在汉译中的各种译语，如“亚莫利加”、“美利坚”、“合众国”等。与此同时，孙教授还特别关注作为译者的在华传教士，介绍了伯驾（P.Parker）、裨治文(E.C.Bridgman)、卫三畏(S.W.Williams)等人的著作以及他们在中美签订《望厦条约》过程中的作用。汉语中最终选择“美”字作为国名的译语，可以说正是他们选择的结果。

近代来华的三名美国传教士

　　孙教授介绍的第二个例子，是日文中的“大统领”一词。他指出，该词实际上也是源于晚清的汉译西书。裨治文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中，便曾将president一词翻译为统领。另外，早在1833年就有“统领”，“元首”等译词也早已出现在清朝典籍中。

日美两国国书的日文本 

　　1850年代日美两国在外交交涉的过程中，由于美国人并不熟悉日本文字，所以汉文成为国书的基本文本之一，其中出现了“亚美理驾大合众国大统领”这样的表达，由此成为现代日语中的大统领一词的来源。

汉译西书《大美联邦志略》的各种文本 

　　孙教授介绍的最后的一个近代词是“友好”。该词虽然在古代中国就已经存在，但一般用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作为表示外交理念的用法则不存在。孙教授梳理了近代以来的外交文献，包括《南京合约》，《望厦条约》中出现的“和平”，“友爱”，“和好”等词极其英文原文，指出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中，第一次在两国条约中出现了“友好”一词的用例，而负责天津条约中文译本的则是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此之后，“友好”作为外交用语的使用频率大大增加，并于1871年出现于中日修好条规的草案，之后广泛用于当时清日朝美四国的外交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