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接着阐述了古希腊历史与诗歌的关系。古希腊历史大体分为迈锡尼时代、黑暗时代、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四个时期。迈锡尼时代是远古的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的文明是更为古老的希腊文明，末期还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公元前11世纪迈锡尼文明覆灭，随之进入黑暗时代。因其文字失传，仅留口头语言，口头诗歌由此形成，人们通过背诵诗歌来传颂英雄事迹。直到古风时期才有了成型的荷马史诗。荷马史诗其实是在漫长的口头诗歌传统基础之上加以改编和定型，从而呈现出如今可见的极为精巧的形式样貌。最后是我们最熟悉的古典时代，亦即城邦时代。古典时代虽短暂，却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高潮。

　　通过扼要梳理古希腊文明与文化的历史分期，陈老师强调了荷马史诗背后的概念基础。作为英雄史诗，《伊利亚特》歌颂的是战争，其中包含着从战争到诗歌的转化。黑暗时代以诗歌的方式传承迈锡尼时代的战争精神及其背后隐含的一个个战斗民族自身的精神追求。这种转化其实反映了自然（physis）和文化（nomos）的关系。因为古希腊人眼中的战争是自然而然的现象，斗争是人生最底层的逻辑。人必须面对苦难和死亡，而文化赋予自然的精神性产品就是诗歌。具体而言，诗歌的生成有一个从诗系（epic cycle）到史诗（epic poem）的转化。区别在于，诗系往往平铺直叙或碎片化，史诗却把这些故事统合一体并进行戏剧化处理。

　　陈斯一老师指出，《伊利亚特》的剧情只讲述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的最后一个多月所发生之事，却正是通过时间上的聚焦折射整个参战群体。而这种创作过程就是哲学家口中的质料与形式的关系。古希腊文的“poiesis”就是“诗歌”或“创作诗歌”动词的名词化，广义上指制作某个东西。只不过诗歌用的材料来自于自然和战争的事实。从几何艺术到阿提卡陶瓶，雅典艺术达到了高峰。而诗歌艺术的发展与视觉艺术是同步的，两者精神相契。从时间线看，《伊利亚特》的形式结构也呈现出对称的布局，最终旨在烘托第九卷的一个中心的夜晚。阿基琉斯的拒绝是整个故事的中心转折点，呼应了荷马对英雄史诗母题的根本改编。阿基琉斯的拒绝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升华。他不再关注被剥夺的荣誉和战利品，转而开始思考更为深刻的东西，比如生和死。最后朋友为他而死，阿基琉斯为友复仇，最终才与敌人和解。陈老师认为，这样一种对称的设计不可能是口头无意识的结果，肯定有一位诗人进行了某种编排或改编。而荷马就完成了这项工作。

　　而作为一种精巧模仿的阿波罗的形式，如何与狄俄尼索斯的内容相结合，完成对苦难和死亡的净化呢？陈斯一老师进而引领我们进入《伊利亚特》的文本肌理。陈老师指出，《伊利亚特》中编排的故事其实均关于死亡。荷马多次用非常诗化的笔调描述了死亡。比如，他把战士的死比作诗歌，把尸体比作被工匠做成战车的一颗树。如此一来，诗人成了制作的工匠。而诗歌本就有“制作”之意，就是把质料做成形式。由此可见，古希腊人很早就认识到诗歌是一种制作。此外，陈老师援引纳吉的观点指出，“荷马”的词根就是“木匠”，意为组装者或木匠将木材组装成某样东西。英雄史诗的质料是死亡，形式是诗歌，它的“死亡”质料需要一定的组装。

　　陈斯一老师进一步深入谈及荷马史诗的核心主题：死亡。他认为，《伊利亚特》无疑是一首关于死亡的诗，死亡是它的核心问题。全诗240多处对战士之死的描写，战斗描写一笔带过，死亡描写浓墨重彩。英雄要么轻伤或死亡，没有重伤，更没有残疾，没有来世、至福之岛和不朽——死亡是终极的。唯一的不朽是荣耀的不朽，而这种不朽唯有进入诗歌才能获得。这也是荷马史诗与诗系作品的本质区别。《伊利亚特》着重叙述了三位重要英雄萨尔佩冬、帕特洛克罗斯、赫克托尔之死，并通过帕特洛克罗斯的死来预示阿基琉斯的死。

　　陈斯一老师认为，三位英雄的形象均改编自诗系传统。萨尔佩冬与赫克托尔的原型应该是失传史诗《埃塞俄比亚英雄》（Aethiopis）中的门农（Memnon）。这部史诗中阿基琉斯vs门农被荷马改编成帕特洛克罗斯vs萨尔佩冬和阿基琉斯vs赫克托尔。门农是埃塞俄比亚国王，特洛伊的同盟，武力高超、德性超迈。他和阿基琉斯一样是女神所生，极其俊美。和忒提斯-佩琉斯-阿基琉斯相比，艾俄斯-提托诺斯-门农是来自东方的更古老神话。这两组神话虽都包含着对神性和人性、不朽和必朽的反思，却彰显了古希腊与近东观念的差异。阿基琉斯杀死门农或许意味着古希腊神话对于近东神话的征服和取代。陈老师还提请我们注意门农的两个荷马分身：萨尔佩冬获得更高的神性血统，赫克托尔则完全不具备神性血统。